钱钟书夫妇与邻居兼同事濮良沛夫妇在“文革”期间打架的往事这些年一直在网络上不时热炒。其中，钱钟书用大棒（板）将濮良沛击伤、钱钟书夫人杨绛将濮良沛夫人赵凤翔手指咬伤的情节最惹人关注。邻里之间产生矛盾纠纷，原本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本来不值得念念不忘，就因为钱钟书与夫人杨绛都是名人，而濮良沛（笔名林非）与夫人赵凤翔（笔名肖凤）后来也都是颇有成就的学者，就激起了吃瓜群众经久不衰的兴趣。
我注意到，大凡炒作这件事的，不少是依据杨绛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以及肖凤的纪事散文《回眸》。但是更多的是走捷径，直接摘抄2000年《今日名流》第一期发表的《钱钟书与林非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这个刊物当时的主编兼社长正是后来以“听说”日记闻名天下的女作家方方！对打架这件事，双方各执一词，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俨然一副亲临现场旁观者的架势绘声绘色地描述打架全过程，明显偏袒一方带节奏。于是乎，被带偏了的网民大都对打赢了的钱钟书夫妇喝彩叫好，而对被打伤的濮良沛夫妇则纷纷谴责谩骂。
对钱氏夫妇我早有耳闻，却未曾谋面；而林非夫妇我却有缘相识。这个“缘”，就是萧红。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内外一股研究萧红的热潮悄然兴起。卷入其中的我正在读大二，当时热衷于搜集萧红研究的文章与专著。1979年冬，我在《开封师院学报》看到赵凤翔研究萧红的论文，便写信向她求教。因不知作者的通信地址，就邮寄到学报编辑部请他们代转。说实话，给一个陌生人写信，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冒昧，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得到回复。翌年3月，我竟然收到了论文作者的回信。在信中，她告诉我，“关于肖红在爱情方面受骗的情况，你可看我写的《肖红传》一书的第二章，此章发表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月刊创刊号。署的是我的笔名肖凤。”她还叮嘱，“如再来信，不必寄到开封，寄至我的工作单位即可，通讯处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文学教研室……”在信后她还附上一行字：“考虑到你放寒假，可能不在学校，所以此信现在才寄。”读毕这封信，我好像面对一位细心的大姐姐，感受如春风佛面而来。
1980年12月，赵凤翔以肖凤笔名出版了《萧红传》，成为第一个出版研究萧红专著的女学者。1981年夏，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著名老作家塞克、萧军、舒群、骆宾基以及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萧红研究者80余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肖凤也应邀到会。会议的发起人与主持人之一、黑龙江大学的教授陈隄的小儿子大平与我此前相识成为好友，拍摄了许多与会人物的照片。会议结束后，他就把底片寄给了我。我托人洗印后，立即寄给肖凤一套，其中有女性人物的照片数张，想来其中肯定有她。借此机会，我鼓起勇气向她索要她的著作《萧红传》。在心情忐忑的等待中，终于收到她的回信。她在信中说，“你要我的《萧红传》，可以送你一本，我正在托人买，买着后寄给你。出版社又赠作者二十本样书，我自己还买了一部分，但亲戚、朋友、老师、同学等等都来要，一抢而光，实在不够分的。在哈尔滨开会时，要不是出版社的代表也去参加，而且带了书去，我真不知道如何应付呢。待我再买一批后，一定寄给你，因为你是关心萧红的。”到了10月，我终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萧红传》，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的作者签名赠书。在感激同时，我对肖凤亦产生了敬佩。对一个在读的穷大学生言而有信，如此良师益友的确值得尊敬！
不久后，我也完成一篇了有关萧红研究的论文。由于当时各个高校恢复了职称评定，晋升的必要条件就是发表过论文。于是，所有学术刊物都收到大量稿件，出现发表难的现象。我就把论文抄写一份寄给肖凤，请她帮助寻找刊物发表。她曾多方努力，可惜未能成功，最后还是我所在的学校院刊让我这篇论文面世的。
在80年代初，《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公布，萧被简写为肖，我想当然地以为赵老师的笔名与此有关。1981年10月4日，她在给我的信中做了解释：“我的笔名‘肖凤是从我的本名简化而来，趙取消一个‘走’字，再取消一个‘翔’字，是取李商隐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之意。”
1982年“五一”前夕，学校组织应届毕业生到北京参观，为省钱大家晚上住在东四大街的一个浴池，到了早晨就要腾出床位给来洗澡的客人。那几日白天，在同学们游历北京的风景名胜同时，我访问了寓居在首都的东北老作家萧军、端木蕻良、罗烽、骆宾基等。一天傍晚，我专程前往王府井附近的社科院宿舍肖凤家做客。初次见面，肖凤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说话轻声细语，身材有些肥胖。记得她家的客厅里对着摆放着两个写字台，她与丈夫林非相对而坐，看上去像似办公室里的同事。我此前已经买了林非在1980年出版的专著《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这时有点儿后悔没有带来让他签个名。他们夫妇热情地招呼我落座，并送上沏好的茶水，与我聊了起来。听说我住在浴池，便让我住在家里。看到那两个写字台上堆满了资料文稿，我不想打扰他们的研究工作，半个小时后便起身告辞。很多年以来，他们夫妇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在离开北京前一天，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香港报刊，找到了一些端木与萧红的作品，还惊喜地发现了萧红在1940年6月3日参加香港文艺界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大会上发言的照片！回到学校后，我立即写信给肖凤，请她到图书馆翻拍。于是，这张照片得以公之于众。
毕业后，我到报社工作，几十年忙忙碌碌，几乎没有时间从事文学研究，与赵老师的联系也很少了，但是我对他们夫妇的动态一直保持关注。林非后曾任中国鲁迅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家协会名誉会长；肖凤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北京市朝阳区第五届政协副主席，2000年被授予“北京市十佳老电视艺术家”称号。
晚年肖凤与林非（右）
肖凤的主要作品还有传记文学：《冰心传》、《庐隐传》、《天若有情天亦老》；散文集《韩国之旅》、《肖凤散文选》等；中篇小说《父母双全的孤儿》；中篇纪实文学《回眸》；长篇纪实文学《幸福家教—一位教授母亲的家教全纪录》；理论著作《文学与爱情》等。三卷本《肖凤文集》2011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文学》2017年第10期曾发表舒晋瑜的文章，题为《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第一人——肖凤》。文中说：“认识肖凤的人，很少不被她豪爽、真诚、热情和无私的博爱所感染……”诚哉斯言，我就是其中之一人啊！
肖凤1937年出生，现在84岁，已步入耄耋之年。我在南国遥祝在北京的她与林非老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